方君璧，1898年清朝末年出生於中國福州。她排行第十一，父親是位聲望卓著的茶商。她的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長其14歲的同母姐姐方君瑛與其他進步的兄弟姐妹一起留學日本，而後，帶著反清的革命思想回到中國。1911年，他們在廣州策劃了黃花崗起義，方君璧的七哥方聲洞陣亡；後來，他被尊為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當革命成功、當年晚些時候共和國成立時，年輕的革命者們獲得了出國留學的獎學金。這個擴大的小組成員包括方君璧的姐姐方君瑛、後者的革命戰友、以及後者弟妹曾醒。這群人決定帶上他們的一些弟弟妹妹一起去，合用新教育的費用。此時，14歲的方君璧已在一個大家庭中長大，像個孤兒一樣被忽視。1912年，她和這群人一起離開了家，同行的人中還包括曾醒16歲的弟弟，也就是方君璧未來的丈夫曾仲鳴。這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們渴望並決心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出路。
抵達法國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們不得不搬到波爾多。方君璧不懂法語，就跟幼稚園的女孩兒們一起上學。她進步很快，沒多久，她便融入了法國的語言與文化；於此同時，她還從長輩那裡學習中國古典文學與詩歌。
l917年，方君璧開始在朱利安學院學習藝術，而後進入波爾多美術學院學習。1919年，她通過了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的入學考試，成為第一位中國女藝術家。作為美術學院的畢業生，方君璧接受了對那個時代的藝術家而言最徹底、最嚴格的訓練。她的新畫作被巴黎春季沙龍接受，其中一幅還被選為藝術雜誌《年鑑》（《Les Annales》）的封面。
此時，原獎學金獲得者們已完成學業，正計劃回國。為了不使方君璧孤身一人，並且她正和仍在里昂大學攻讀文學博士學位的曾仲鳴戀愛，大家認為他們二人最好結婚。於是，1922年，在朋友們離開前夕，他們在高山湖泊小鎮安納西舉行了儀式。不久之後，方君璧的丈夫獲得了博士學位。他們在法國又呆了兩年後，於1925年返回中國。
這批回國的學生們在國外生活了十年後，擁有了新的知識和技能，很快，他們就發現自己置身於政治與經濟權力之中。不過，方君璧的姐姐方君瑛是個例外。她非常失望地發現社會上的革命熱情正在消散，一些從前的同志過著放蕩的生活。1923年，她因絕望而自殺。1925年回國的方君璧對此感到心痛不已。
方君璧曾在廣東大學擔任西洋畫教師兩年。在此期間，她的丈夫深入參與了協助他的密友、政治領袖人物汪精衛的政治工作。
1930年，因懷念其藝術實踐的實現，方君璧回到巴黎，在大師級藝術家阿爾伯特·貝斯納德（Albert Besnard）的工作室繼續學習繪畫。她專注於定義自己，並在全國沙龍展出作品。返回中國後，她開始尋求將西畫技法與中國的詩意相結合。她學會了使用國畫材料，包括紙、筆、墨、色，以及掛軸等形式。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里，她作为艺术家的地位在上海方兴未艾的文化圈中日益凸显。她与其他艺术家交往频繁，其中既有西畫藝術家，也有齊白石、張大千、徐悲鴻等中國古典繪畫新流派的藝術家們。這個家庭的地位也日渐稳固。她和丈夫培養了人們對中國古典和當代藝術的了解，培養了高雅的品味，並收藏了其他重要藝術家的作品，以及古典繪畫和美術品。他們很高興能夠四處走動。在此期間，她生下了三個兒子。
1937年，局势發生了變化。日本入侵中國。中國的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區都被佔領了。曾仲鳴不得不與汪精衛以及撤離的政府一起搬到重慶。政府分裂，蔣介石反對汪精衛，後者辭去總統職務，与包括曾荫权在内的一批支持者一起退隱到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考慮日本的和平提議。遠離了戰爭，該黨計劃進行幾個月的撤退，並可能前往歐洲。他們租了一棟別墅。與家人一起在香港避風港的方君璧受邀帶著她的大兒子前往探望。為此，汪精衛為這對團圓的夫婦提供了他的主臥。殊不知，重慶政府一直在監視該別墅，並於當晚派出暗殺小組刺殺汪精衛。曾仲鳴在臥室被殺，方君璧受了重傷。數月後，汪精衛組建了新政府，並接受了與日本的單獨議和。然而，和平並沒有真正到來。對於中國來說，戰爭又持續了七年。汪精衛簽訂的條約或許可能在二戰期間挽救被佔領的中國，然而，其政府卻成為與大日本帝國保持合作關係的政權。方君璧的傷勢已經痊癒，但她還沒有從悲痛中恢復過來。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她一直與南京新政府關係密切。那段时期，為了走出悲傷，方君璧多方遊歷並創作：1941年，她長期訪問日本；1942年，她在北戴河北部海濱度假勝地和北京度過了一個夏天； 1943年，她再度回到北戴河。戰爭結束后，她舉家搬到了上海。四年間，她過著相對安靜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绘画尝试。1948年秋，隨著共產黨軍隊在內戰中取得勝利，上海的生活變得岌岌可危。方君璧收拾好家當，搬到了香港。由於資源吿竭，又沒有多少根基，她決定帶著三個兒子（分別是十三歲、十四歲和十七歲）搬到她更熟悉的地方——巴黎。
20世紀50 年代的巴黎已不再是 20 年代時的模樣。經歷了二戰和德國的佔領后，法國發生了變化。藝術界已從學院派和後印象派轉向畫家伊夫·克萊因（Yves Klein）和伯納德·巴菲特（Bernard Buffet）。在今非昔比的巴黎安頓下來后，方君璧見了潘玉良和趙無極等老同事和新朋友，並結識了作家和博物館經營者。她觀看古典戲劇的新作品，閱讀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安德列·瑪律羅（André Malraux）的戰後作品，並在訪問布列塔尼、瑞士、倫敦、義大利和西班牙时进行绘画创作。然而，在內心深處，她始終懷念與東方文化和風景的深切聯繫。1954年，她離開了兩年。有較長一段時期，她呆在日本，在東京等城市舉辦了幾次大型展覽，反響很大，畫了很多作品；隨後，她緩慢地前往香港、曼谷和新加坡。每到一處，她都進行繪畫創作，舉行畫展。1956年年中，她回到巴黎，與20歲的小兒子曾文棣重新取得了聯繫。後者想成為一名藝術家。她陪他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旅行，他們在阿爾卑斯山停留，在佛羅倫薩逗留了一個月，還在義大利北部進行了藝術之旅。臨近年底，她搬到了美國，她的長子與次子在那裡上學。
對於方君璧來說，美國是一個全新的國家。很快，她便與在那裡教書的長子曾孟濟定居波士頓地區。她在波士頓美術博物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伊莎貝拉·斯圖爾特·加德納博物館等處發現了豐富的亞洲藝術收藏品。她還發現了哈佛燕京圖書館保存的中國古典和佛教典籍。過去，這些珍貴的寶藏在饱受冲突蹂躏的中國、日本或歐洲往往难以觸及。現在，她強烈地吸收著它們。正如在她以前住過的許多地方一樣，她與博物館館長和教授关系密切，還結識了社區中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她開始在家教授國畫課程，這進一步激勵她深入研究國畫基礎知識。她獲取了中國古典繪畫手冊。她試圖欣賞並理解八大山人和石濤的作品。她孜孜不倦地練習不同的筆觸，墨水的雜色密度，並測試亞洲顏料化合物。她試驗性地畫了一張張草圖，然後又扔掉了。她繼續創作油畫。不過，她使用了国畫的毛笔和颜料，并通过混合多种油画颜料来制造负空间的虚幻感。最終，她越來越發現油畫顏料和亞麻布的物質性是不可避免的，她在學院學到的東西與她想要在繪畫中獲得的難以捉摸的靈性相去甚遠。她開始更多地從布面油畫轉向紙上筆墨。她繼續繪畫和旅行：去臺灣、香港、中東時，她帶著畫冊和油畫畫具盒；而現在，更多的時候，她是帶著一個裝有毛筆和國畫顏料的拉鍊旅行袋。
1972年，中國對美國開放。藉此機會，方君璧終於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那時的中國處於和平狀態，易於旅行、並且安全。作為歸國的浪子，她受到一些知名官員的歡迎和款待，可以去農場、村莊，以及遙遠的藝術場所。她呆了一年，畫了很多畫。1976年，她再次歸國。有一段時間，她感染了病毒，不得不在宿舍的房間里過冬。她由醫生和護理人員照料，並服用中藥。閒來無事，她畫了桌面上的東西：藥包、茶壺、水果、雜物的靜物畫。那是數十幅小作品。她把它們帶回家，認為它們是她最好的成就之一。第二年，她把它們帶到香港，妥善裝裱好。後來，她只保留了其中的幾幅作品，其餘約40幅作品均捐贈給了北京的一家市級美術館。如今，這些作品下落不明。
對方君璧而言，繪畫創作，無論是油畫還是國畫，總是以眼睛為首要。當她磨練自己的國畫技巧時，依然融入了对事物的敏銳觀察。她觀察並畫出自己看到的東西。在家裡，它們可能是一系列的蔬菜、一片沙灘、一隻熟睡的貓，或一瓶野花；在旅途中，它們可能是壯觀的山坡、流淌的小溪，或是工作著的陌生人。她不是一個想把自己培養成為單一主題大師的人，也不是死記硬背地畫畫。由於她對大部分藝術形式與技巧的探索都發生在她離開中國之後，方君璧基於實際地點與生活的藝術創作方式未能廣泛傳播並吸引追隨者。這些思想直到最近較為開放的年代才在中國美術界和年輕一代的藝術家中流行開來。然而，時至今日，仍然存在這樣一种傾向，認為“國畫”僅限於傳統意義上的書法毛筆畫，方君璧的作品未被視為其內部的演變。在其晚期的最佳作品中，她擺脫了在空間與形式方面來自不同傳統的束縛。她將觀察與堆疊的空間相結合，自由地應用無拘無束的筆觸。這些作品往往超越了視覺，進入了對物體本質的觀察，成為了一種超越任何東西方藝術範疇的佛教存在意識。
1983年，85歲的方君璧身患癌症。她接受了手術並倖免於難。次年2月，她前往巴黎，出席塞努奇美術館（Musée Cernuschi）為她舉辦的“方君璧從畫六十年回顧展”。她的健康從未完全恢復。後來，她搬到日內瓦，與在聯合國工作的次子曾仲魯住在一起。 三年後，即1986年，她在那裡去世。